磐田是个小城市，尽管有雅马哈和铃木汽车的工厂在此，但人们每天忙于工作，员工大多数开车上下班，一般的人单程都要三五十分钟，加之日本人不愿与外人交流的国民性，人们不愿意也没有时间与我们沟通和娱乐。
    研修生活是艰苦枯燥的。每天按计划听课，到工厂见习，回来后还要整理笔记、学习语言，每天都非常紧张。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怎样尽快提高语言能力，怎样学习掌握日本企业的管理特点。经常彻夜难眠，精神压力非常大。在我日记中，表达最多的就是学习、休息和孤独的心情。
    即使是双休日，除了整理房间看书学习，就是骑着单车到周围的街上闲逛。我深为与人交流不多、学习的内容太少而而焦虑。甚至异想天开地想着能有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使我能与这陌生的社会有深层次的接触，能够更快地了解这个我生活一年而仍一无所知的国度。
    二月的最后一天，我一如往常的休息日来到超市的书店里看书。看书间，偶一抬头，见我旁边的一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在翻《中国话会话入门》。见我看他，他向我一笑，试探地问我：“你也在学中国话吗？”我一惊喜，啊，学汉语的日本人。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听我是中国人，他很高兴地邀请我到旁边的咖啡厅喝咖啡。这么平常的一次邂逅，我们就认识了。他叫糟谷信雄，是NTN会社生产技术室的工程师，很喜欢汉语，在一个汉语学习班里已学了一年多，但怎么也学不好。是的，汉语的卷舌音发音很难，他毕竟是年近60岁的人了，这个年龄学外语是很困难的。糟谷跟我讲了很多汉语，很多我也听不懂。但我们都为彼此相识而高兴，互相留了住址、电话等，说以后互相联系。我比他还急，喝罢咖啡，冒着蒙蒙细雨，我骑单车在前面引路，他开车跟在后面，就领着他认门来了。进了房间，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他就告辞了。临走仍表示希望我能指导他学好汉语，希望今后多多联系。
    从相识到告别不到一个小时。我高兴地想这次算是“接上火了”，心里很高兴。可是糟谷走后，就再没与我联系过，我几次都充满信心地等他的电话，可每次的电话铃声都让我激动的心又冷却下来。这也许就是日本人的性格。我要找他，因为我需要与人交流，要尽快提高我的语言能力。
    三月底的一个休息日，我电话打到糟谷信雄家里。这也是他难得的休息日，已是上午九点了，他还在睡懒觉呢，听到我的声音糟谷很高兴，他与我约定周四下午七点到我的住所学习汉语。我很高兴糟谷愿意与我交往，这回可以打破长期的孤寂和学习的无助了。
    从四月六日这一天开始，每个周四晚七点，前后不差五分钟我的门铃就会准时响起。只要不外出，糟谷就会风雨无阻准时来我这里学习汉语。
    为学习汉语糟谷信雄可真是下了不少功夫。在中国人授课的汉语学习班里，只要时间不与工作发生冲突，每周两次，他从没缺过课。为学习汉语他买了许多书，随身携带着发声的电子辞典，遇到不会的词，他就靠这电子“教师”随时指导。他学习很刻苦，只要有时间就是学习。渐渐地我也对他有了些认识。糟谷信雄属于较老派传统的那一类日本人，他喜欢中国书画，休息时常与朋友们下围棋。
    我跟他约定他教我日语，我教他汉语，两人互为师生，糟谷很高兴这样安排。教糟谷这样的老人学汉语可不是易事，但他对我帮助很大，既教我许多日本的社会知识，也教给我许多青年中的流行用语，有时怕讲不准确还给儿子打电话请教。
    糟谷很客气，每次一进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用汉语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他经常给我带礼物来，我多次劝他不要客气，他说我们是朋友，你单身一人在日本，又给我当老师，带礼物看老师是应该的。
    我没想到糟谷信雄还是日本名人，他曾是全日本青年五项奥林匹克技能大赛的第一名。1962年他代表日本参加了世界比赛获得第二名。当时，日本许多新闻媒体都宣传介绍他。那时他在三菱重工工作。成名后，NTN公司通过各种关系做他家人的工作，把他从三菱挖过来了。糟谷说，他自己无所谓在哪个企业工作，只要能让他学到技术不断提高，他就很满足。当时本社在大阪的NTN公司要在静冈建工厂，只有二十几岁的他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通过建厂，安装和调试设备，他学到很多知识，至今说起他都有无愧往事的自豪感。
    糟谷青年时代的好朋友是一家机械加工会社的社长，经常请他帮助会社技术指导。他朋友的会社与上海的一家工厂有业务关系，上海工厂是他朋友会社的供应方。为此，他朋友常请他去上海工厂对中国员工进行技术指导。糟谷信雄学习汉语也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人进行技术交流。
    我开玩笑逗他：“你一边给NTN工作，一面为朋友帮忙，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糟谷很真诚地申辩道：“不挣钱，我去上海工厂都是利用会社的休假时间，朋友只给我提供往返机票和住宿费用，帮忙是“无料”（免费）的， 能够与别人技术交流是很高兴的事，怎么能赚钱呢。”
    我问他：“你有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在朋友会社里入股和朋友一起干呢？”
    他果断地告诉我：“那不行，我是NTN会社的员工，会社给我薪水，我理所应当为会社工作，为朋友只能是帮忙。”糟谷对工作和生活是分得很清楚的。他说自己最大的兴趣就是能和同行切蹉技术问题，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别人。
    糟谷认真地对我说：“胡先生，如果你的公司需要我在技术帮忙，我一定会去，我不要钱，能与大家交流技术上的问题又可以在中国看到你，那该多好啊。”
    糟谷已58岁了，在日本企业这个年纪的员工是很轻闲的。年功序列的工资制度使他们拿着很高的薪水，社会保险积累也多，生活很有安全感。在企业干多少工作是无所谓的，人们也不在意他们了。可糟谷不是这样，他经常为一个技术问题通宵研究，甚至睡到半夜突然想起什么也会马上爬起来，用笔写下来反复琢磨。糟谷说，他在技术上经常给同事们带来惊喜，大家很尊重他。
    为给朋友帮忙糟谷已经到上海十二次了。最初到上海工厂的时候，中国人一见他就说日本鬼子来了。对他白眼相看，即使他在技术上挑出问题中国员工也不屑一顾，认为是小题大做。糟谷说，他理解中国人的感情，这都是那可恶的战争给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他仍然还是热情真诚地和中国的工人接触，时间长了，大家对他就友好了。他真心地教中国员工技术，和他们一起讨论生产技术问题。经他加工过的产品和工厂员工加工的产品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大家都很信服他。现在糟谷去中国工厂大家对他很友好，他不去的时候大家还经常念叨起他，他在上海有很多好朋友。
    有一次，我们学了一个小时的汉语，又谈起了企业管理问题。糟谷说，中国人很好，很聪明也很善良，但工作太粗心了，总爱说马马虎虎，差不多，这样不好。说着，他随手从烟盒里抽出两支香烟，在其中一支香烟的过滤嘴是用指甲用力地掐出一道印痕，问我：“这两支香烟的品质是一样的，放在一起，你会买哪支呢。”我说当做是这支没有印痕的了。他说：“是的，因为产品的外观很重要，这就是品质问题。”他讲日本企业从过去的重产量到六七十年代的质量管理过程，谈起中日两国的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每次谈起企业工作糟谷都有很浓的兴致，有说不完的话，我从中学到不少知识。
    虽然糟谷是专业技术人员，但也很赞赏企业管理中的人本思想。
    有一次，他突然问我：“胡先生，你对企业中那些不努力工作的员工是怎样看待的。”
    我说：“不努力工作的人当然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了。”
    可糟谷却不这么看，他说：“人的心都是一样的，都希望把工作干好，希望得到别人尊重。即使对那些工作干不好的人也要尊重他们，主动关心问候他们。”
    他象一位老师在分析学生的问题一样：“如果下属的工作出了问题，作为管理者，首先要找出问题的原因，应该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要想着如何问题分析清楚，去解决问题，对下属管理要严格，但不能只发布命令……”
    糟谷信雄待人真诚，也很细心，对每个问题都能讲出许多道理，这使我很敬重他。
     他几次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推脱几次后，我应允了。糟谷住在磐田市加茂町，这里是磐田和浜松两市的结合部。市郊景色，空气清新，静谧无喧。他家周围是大片的稻田。加茂町临近日本著名的河流--天龙川，离市区也很近。在日本这样一个人口密度很大，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在这样的市区与农村结合部是最理想的居家之所了。
    糟谷家里体现着浓郁的日本传统气息。住宅是典型的和式二层小楼，客厅里挂着中国山水画，家具的拉门上贴着竹梅兰“岁寒三友”图，家具也都是传统的日本风格。与许多日本人不同的是，他们一家人都不喜欢吃中国菜。糟谷夫人不擅长做饭，又是大病初愈。请我作客那天，糟谷特意把出嫁的女儿叫回来做饭，专门在超市为我买了饺子和青椒肉丝等日本人认为最好的中国料理。我进门时，餐桌上已摆满了中日料理。糟谷讲究传统，那天，他夫人和女儿都在厨房里忙着，只有我们俩人在客厅就餐。其间，他夫人和女儿几次过来问我菜肴是否合口，我请她们一同就餐，糟谷却说，我们吃完她们再吃。这是日本的传统，也是日本传统的大男子主义体现。
    饭后，糟谷的女儿要为糟谷夫妇和我合影留念，我们都端坐好了。突然，糟谷喊了一声：“请等等，还有一位。”说着，糟谷起身离去。很快，他又抱着那条花狗进来了。他向我歉然一笑道：“这狗也是我们家庭成员，让它和我们一起合影吧。”
    照过像，我问糟谷：“你那么喜欢宠物吗？”
    “不，不是，我只喜欢狗，大多数日本人都喜欢狗，把它作为家庭成员。” 糟谷说完，他深叹口气道：“狗是人们真正的朋友啊。”
    他问我：“胡先生去东京到了涉谷吗？”
    我略想片刻，回答道：“涉谷我去了，你是说站前那个狗的塑像吧。”
    糟谷问我：“你知道那塑像的狗的故事吗？”
    见我不知道，糟谷就向我讲了那个日本广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东京大学农学博士上野英三郎先生的家里养着一条狗叫哈奇公。他很喜欢，每天上下班那狗都陪着他到车站。一九二五年，上野英三郎在工作中不幸逝世。但他的爱犬哈奇公并不知情，仍如往常一样天天到车站等候主人归来，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年间风雨无阻。有一天，年老的哈奇公冻死在涉谷车站前。附近的摊贩看到这一幕感人的画面，为其设立铜像以纪念它对主人的忠心。从此哈奇公守护着穿梭在涉谷站前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糟谷讲这个故事时，还颇为动情，反复说哈奇公的忠诚。
    糟谷一家很幸福，女儿是一家骨科医院的护士，儿子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袋井市市立医院放射科工作。袋井是与磐田相邻的城市，他每天上下班要驾车往返五六十公里，工作很辛苦。日本医生每年都有各种专业考试，儿子学习很优秀，每次都能考取优秀的成绩。糟谷的儿子高中时参加了全日本高中学校射箭比赛，取得了好成绩，很大的照片登在《静冈日报》也一直成为家人的骄傲。
    那天回来时是糟谷的儿子开车送的我，虽然糟谷只喝了一点啤酒，但他还是很守规矩的。父子俩送我到楼下就告别了。
    中国有句老话，“要想识别朋友，你就要跟他出门”。因为要认识一个人，仅凭谈话是看不出来的，通过出门看他待人和处理事物的态度，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和真面目。
    九月初，糟谷夫妇请我登富士山。早晨八时，糟谷就在楼下给我打电话了，再三嘱咐我，山上风大，要带件外套，其他物品不要再带，水和食品他已经准备好了。
    富士山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人们说，来到日本没有看富士山就如同到了北京没有到天安门一样。
    说起日本，人们都会想起富士山平顶的山头上皑皑白雪，想到富士山脚下奔驰的新干线列车。在人们的印象中，富士山与雪是密不可分的。富士山是日本的代表景物，它的雄浑与素雅、平实与高洁成为人们赞美的主题。日本的许多文学作品诗画故事都描绘过这座美丽的山。
    富士山横跨山梨县与静冈县之间，在地图上看距静冈不远，天晴的时候在磐田的高楼上都可以看到它巍峨的雄姿，但真要走近它也有段距离呢。好在发达的高速公路上车跑得快且平稳。车窗外满目青翠的自然景色使旅途充满色彩。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毫无倦意。
    富士山是由于剧烈的地震运动形成的，距今已1500年至1000万年，由于它是日本的最高峰，关于它的美丽传说有很多。许多人在夜间登富士山，为的是能够在山顶看日出--御来光，日本人认为御来光是为神赐，它能给人带来吉祥鸿运。
    富士山脚下以田中湖为代表的富士五湖也是由于自然的变迁形成的，五个湖泊环绕于富士山脚下。秀美的湖水与雄伟的高山相为依衬，每个湖畔都可与高大巍峨的山相对视，静如处子的湖水里富士山的真身与影像在云间水中，共显自然的美丽和谐，真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上山的人必择一湖游览以饱尝山光水色的自然情趣。在我见过的每一幅关于富士山的图画中，山与湖，白雪与樱花，山与枫叶这些代表日本的景物都是紧密相联的。
    此时的富士山一定是充满着烂漫色彩的风景画卷吧。
    一路上，我的脑海里都在构画着富士山的景象。当见到富士山时，这已不是我印象中皑皑白雪覆盖的那座画中的山了。
    原来每年六月到九月间，山上的积雪就融化了。千百年来人们为保护环境、美化自然，在这原是熔岩恢烬的山上种植了许多树木。至今高大挺拔的松柏、云杉和一簇簇的灌木丛把富士山装点的十分秀丽。富士山已和它周围的箱根、热海等著名景点连成一片，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和自然保护区，被确定为日本国立公园。接近富士山，就感受到大自然的美。我们的车似乎穿行在绿的海洋之间，山中袅袅缥渺的云雾在我们的四周缠绕，由于云飘雾绕影响视线，车只是缓缓地行进。好在这里的公路上下行有序，也没有人在这山路上鸣笛超速。虽然车走得慢些，倒也饱览了富士风光。
    富士山从下到顶共分十一阶段，每段称一目，五合目以下，是树木浓密的森林，公路修得非常好，环境清洁，车流有序，如同管理完善的公园。
    中午，我们驱车直抵富士山五合目，这已到了半山腰，是车所能到的最高处。五合目有很多停车场、商店、饭馆和旅社，很多游客都在这里休息，然后登山。这里浓厚的商业气息和如织的游人把五合目渲染成一个热闹的市区。我们三人饭店随便吃了些午饭，就在周围观赏这神奇的山了。糟谷向我介绍富士山的环境和历史。如果说观景此时富士山的秀美，五合目处是最好的地方，所谓的登富士山只是在走“之”字形的坡道，毫无在国内登山所有的险峻雄奇的山趣。五合目以上，为方便人们登山，道路两侧都用石头垒起了大堤一样的防护墙。过了五合目往上，越走树木越稀少，在七合目以上一眼望去只是灰黑色松软的火山岩堆，脚下的路也不如下面了，山上风大，随着人们的脚步扬起一片片尘土，一阵阵风起处，都刮起漫天的灰尘。这使我想起我所在的中国西北，那每年春天令人恐惧的沙尘天气。
    糟谷年纪大了，也要积蓄体力开车，就在七合目坐下休息，他夫人陪着我慢慢地向山上走。越往上走，每个目的距离越长，人也越少。日本人干什么都讲规范，途中看到的登山者一个个全副武装，拄着登山手杖、身穿登山服，背着很大的背囊，气喘吁吁地前进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我们从山上向下返回的路上，遇见一队登山的团体队伍。可能是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吧，约四五十人排着队登山，除了脚步的“沙、沙”声之外，这么大的队伍竟然没有一句同伴间的话语和青年人游玩时那快乐的喧哗声。我在路边注视着他们列队过去，感到很纳闷儿。我不解地问糟谷夫人：“他们是出来玩儿的，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呢？”
    糟谷夫人很平淡地说：“也许那是为了不影响别人的观光赏景的心情吧，也许是大家累了。”
    咦，真是不一样的民性啊，为什么本该是快乐热闹的体育活动也要这么中规中距的呢。在我们的观念中集体活动就是为了促进人的交流和友谊，通过活动增加集体的活力。我从上学到参加工作，在国内参加而且组织了无数次的集体活动，哪一次不是喧哗鼎沸，每个人都按捺不住放松了紧张心情的兴奋和冲动。每组织一次集体活动，为了维持秩序、强调安全都累得口干舌燥。怎么会有这么鸦雀无声、安静有序地集体活动呢，真是不一样的国民性。
    在回来的路上，我和糟谷夫妇还在议论这支静悄悄的登山队伍，双方都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因为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分析问题的。
    在我和糟谷的交往过程中，尽管彼此互相尊重，但也有文化背景迥异而产生过揣摩、观察和体谅。
    糟谷是一位宽厚善良的人。五月份，他又跟朋友到上海工厂进行了一次技术指导，原计划往返一周时间，可到了第三周，糟谷才回来。他给我带来了上海点心和很多小吃，一进门就说：“唉，不顺利，不顺利，太不顺利了。”
    原来，在上海机场边检处，当他准备登机返回时，被莫明其妙地检查了三次，当然他都按要求接受了检查。可在第三次检查完，他低头拎包时，却突然发现脚下的手提包不见了。包内有护照、信用卡和45万日元现钞等贵重物品。糟谷急得像疯了一样，到处寻找，当时他周围有许多机场的边检人员和工作人员，可问谁谁都说不知道。这时他身无分文，也没有办法登机，眼睁睁地看着跑道上的飞机起飞了。多亏送行的中国朋友啊，糟谷仍很激动地对我说，是那些中国朋友帮助了他，朋友们本来是为他送行的，见此情景只好再打车把他送回宾馆。是朋友们为他联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补办了护照，朋友们给了他悉心照顾。丢了贵重物品的糟谷急火攻心，当天就病倒了。他说，中国人太好了，在他生病时，宾馆的经理和服务员都来看望他，一遍遍地问他想吃点什么，还请医生来为他看病，不断安慰他，是朋友们一趟趟跑日本领事馆办理护照和有关手续，才使他回到日本。
    糟谷说，尽管丢了东西很惋惜，但在他困难时，那么多中国朋友给他帮助，是他永远也忘不掉的。他没有埋怨机场的安检人员也没有责怪任何人。使他感动的是给了他帮助的朋友们。他不断对我说，与金钱相比，人心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朋友太好了，中国人很善良。
    我和糟谷的交往就这样在每周一次的学习中度过时间很快就在我们的一次次的交谈中溜走了。当得知我归国的日期时，糟谷非常难受，他说，我给了他很大帮助，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走他会很难过的，但一定坚持学习汉语，他希望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技术发展。
    去年春天，糟谷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他还是为朋友帮忙而来。糟谷以为上海距甘肃很近，希望我能去上海和他见面。我告诉他，从甘肃坐飞机到上海比从名古屋到上海还要远。其实路远倒无所谓，毕竟是在国内，也是工作太忙，不可能有那么长时间去看他。他感到很遗憾，在上海期间，糟谷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讲我们离别后的怀念之情，讲在上海每一天的工作。
    回日本不久，他又来信说准备来中国度假，我很高兴地盼望着能在中国见到他，回信为他设计了三条旅行观光路线。但很快他又回信告诉我，因公司生产原因，休假时间调整而不能成行了。信中他再三表示未实现计划的遗憾之情。
    糟谷信雄是我在日本接触较多的一位有着高超的专业技术又宽厚善良的朋友。回国后，我仍怀念我们的友情。每当想起他和他的家人时，我总是端详家里书架上摆放的那尊精美的日本人形：一个身着彩锦和服，高盘发髻的青年女子，低眉屈膝地擎着一把伞。那是糟谷送给我的礼物。他说，人形是最具日本特色的工艺品。这是讲究传统又重视工艺的朋友费了一番心机的礼物。精美逼真的人形那温柔恬静的神态无不透露着日本的民族韵味。每个看到它的人都赞不绝口。每逢此，我都会向朋友们讲起他，我这位宽厚善良的日本朋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