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分散在日本不同地区企业和学校的同学们开始在东京集中，进行为期四天的总结。经过九个月的分别，尽管大家原本就来自国内的十一个省份，也没有什么过深的交往，但毕业是在一个团体，同学见面自然是十分亲切。每天大家都有说不完的感受和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分开一年，相聚时最多的是感受，谈各自会社的学习安排，对研修生的态度，谈一年间对日本的认识。许多同学是初次到东京。白天，大家三五人相邀，就是不停地看景、购物，有的一天要去两次浅草寺，那里是全日本最大的电器街。晚上大家回来，大家把采购来的东西摆了满满一床，互相比较，这个是妻子的，那件是朋友的，都是为与相聚的纪念。晚上大家互相串门聊天，一侃就是凌晨三、四点钟，一个个熬得双眼通红，第二天一大早还要爬起来继续第二天的计划。同学们都很兴奋。
    那几天，正是国家总理朱熔基访问日本。东京的大街小巷、路口车站戒备森严。大家通过电视和报纸看到了朱熔基访日的新闻。国家总理的访日，使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从宾馆工作人员到我们接触到的日本人都向我们说日中友好。
    10月15日，按计划安排，中午一点到AOTS总部参加研修结业典礼。因时间还早，几位没来过东京的同学说要去游览皇宫和国会议事堂。我自然就成了同学的向导，为他们“案内”（引路）。
    清早，我们四人离开六本木的住所亚细亚会馆，向皇宫方向走去。当我们走到皇宫后面芙蓉银行那条笔直宽阔，尽显金融气派的大街时，看到各个路口放着一些移动路障，很多警察把守在那里。那是为随时阻挡图谋不轨的车辆而备的。空中的直升飞机在轰隆隆地盘旋着，好几辆警车停靠在路边以备紧急之需。每个电杆上插着中日两国国旗。我们确实为在异国看到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来访而自豪，很想一睹迎宾车队和总理的身影，但又不知道具体时间，只好走走停停地向着皇宫方向走去。渐渐地，四人拉开了距离，我背着包走在最前面，三、四米之后，那三位同学边说边走着。
    当我走过一个警察守卫的路口时，再也感觉不到后面跟着的同学了。回头一看，两个警察正在和我的同学说什么。出于开心，我就站在原地给他们拍照。正拍着，那警察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们跟前，那警察礼貌地问我：“请问你们是一起的吗？”
    我答：“是的，我们是中国人，准备去皇宫和国会议事堂观光。”说着，我掏出护照让警察验证，那警察对着斜挂在胸前的对讲机讲了几句，一会儿，又过来几个警察。其中一个打开手里拿的记事夹，一边登记我们的护照，一边问我们来日的目的，离日的时间，问我们的住址和当日的日程安排。看到他们这认真劲，我们只好一一认真回答。问完话，他们又对着我们每个人的护照，把每个人的体态特征都记录下来。
    我一再向他们讲我们第二天就离开日本回国，同学们想看看皇宫和国会议事堂。警察的态度也依然和蔼有礼，耐心地向我们解释：“今天是日中友好的一天，贵国的总理要经过这里，我们都希望日中友好，今天皇宫广场和国会议事堂都警戒了，不让游人参观。”
    我问他：“我看到许多人都过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呢？”
    警察仍然笑容可掬地说：“你误会了，不是不让你们过去，是为了日中友好，如果诸位要过去，我们可以陪你们一起去。”游玩观光还要有警察陪同，谁能受得了这种“礼遇”啊，但听了这话，我们也不便固执。我对警察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去了。”可警察还是认真地问我们去哪里。我随口答道：“去AOTS。”尽管时间还早，但也只能如此了，我们总不能说是漫无目的地行走吧。
    警察客气地告诉我们附近的地铁站，并礼貌地告别了。但就在我们回身走过不远，我无意中回头一瞥，见警察向停在路边的一辆轿车走去，与车上的人说了几句话。
    随后，在我们身后十来米处，就出现了一位身着灰色西装，手拿一提包，如同日本职业男人一样的便衣警察开始尾随跟踪我们。走了一会儿，我们四人都知道了。但心中无鬼，大家也无所谓。后面的尾巴一直跟着我们走向地铁站口，看着我们买了去AOTS方向的车票，随我们进入月台。
    我们坐在车上，回想刚才的一幕，看着左右一张张陌生的脸，谁也没有心思开心地说笑了，与政治、社会治安有关的话题更是讳莫如深。
    我们都没有来过AOTS总部，尽管手里有地图，但也要问一问才放心。一到站，在我们迎面站着一位约五六十岁、衣着很朴实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伞，象是等什么人。
    不管他是不是与刚才的警察有关，我们也没做什么秘密策划的勾当，怕什么呢。我径直向他走去，问去AOTS的行走路线。那人很热心地说：“这里离AOTS不远，但不大好找，我领你们去吧。”
    直到把我们送到AOTS大院里，那人才告别，不管如何我们还是礼貌地向他道谢。
    这一天非同寻常，“为日中友好”这个全世界都关注的日子，也许是出于对总理访日的安全考虑。从警察慎密的工作和严格的作风中，我们感到中国在日本、在国际社会日益高大的地位。尽管一个偶然，我们身上发生了那不该出现的插曲使我们感到无奈和紧张，但也我们感谢那几个警察的工作。日本社会对中日关系的重视。
    10月15日，这是让我和同学们、让所有期望中日友好的日本人民都非常难忘的日子。
二、研修了什么
很多人都关心地问我，研修是为了什么。在异国学习，最重要的是语言关，语言不通就不能学习，学习需要语言，这两者又是紧密不可分割的。一年里，我除了语言学习，更多的是整理每天的学习笔记。当我最初由于语言障碍半懂不懂地听课时，当我为学习语言焦虑不堪，以致夜不能寐急得头撞墙时，我也这样扪心自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在国内，当最初有了赴日研修意向时，我高兴而又怯生生地向领导汇报时，领导宽宏而又无奈地说：“算了吧，要想出去，可以到欧美考察一圈嘛，再说，就目前国有企业的状况，不要说你一年能学什么，就是洋博士来，也管不好。”
    家里人、朋友也劝我不要出去。他们都劝我，在这世事冷暖骤变的年代，一年时间，会有许多世事变化，还是在国内把各种关系处理得更好些吧。
    不知为什么，原本已坚定的信心，在这些真心相劝下，竟也没底了。
    动摇之间，在北京见到团中央的一位书记，他关心地问我：“怎么，听说你犹豫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研修的性质，不知出去一年能学多少东西回来，主要是心里没底啊。”
    书记启发我：“你长期在基层工作，但一定要有高远志向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很快，出去看看我们的企业管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哪怕是有些感受，对将来也是受益无穷的，你应当珍惜这个机会。”
    我的心倏地又热了起来。是的，世界这么大，我为什么要安于偏厦一隅呢。我转身回到中国国际青年人才交流中心，找到那里的负责人，当即下定决心。
    没想到，那位负责人追问我：“你有吃苦的准备吗？”看我不服气的神态，他说：“不是让你和谁比体力，而是要有精神上的吃苦能力。”
    能苦到哪里呢？日本人也是人啊，我就不信他们能做的我做不到。我当即慷慨地表示了决心。
    飞向异国的途中，同学们意气风发地谈论着研修前辈们的今昔。
    “某某部长是第几期研修生”，
    “友爱日中研修生中的某某人是哪个市的市长” ……
    很多人是以前辈的仕途来衡量研修成果的，同学当中可能也有人在研修的路上憧憬着个人前途，或许他们认定了这是条镀金的路。
    向日本和海外其它国家派遣研修生是培养跨世纪人才队伍的需求。就日本而言，研修大都以企业为主体，在日本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意义上，日本政府对研修也很重视，拨出国家资金积极地通过AOTS予以合作，研修生的生活费是日本政府以奖金方式支付的补助金。研修生与留学生们相比，衣食无忧，没有升学和找工作的压力，更没有打工之苦劳。我总说，研修生是日本最幸福的海外学习者。
    但是近几年，由于社会老龄少子化的影响，日本很多企业的从业人员不足，一些国际商人互相勾结，打着研修的名义，向日本输送劳务人员。许多中介机构和日本不法商人受利益支配，层层盘剥这些“研修人员”的费用，从而也破坏了研修的形象。
    回国后的第一个春节，难得的休息日，我在阳光明媚的阳台上悠闲地读书。“叮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催我跑向客厅。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熟悉但一时又回想不起来的湘音：“团长，新年好。”然后又是日语叽哩哇啦地问我的近况，让我猜他的名字。
    当我连续叫了三个名字后才猜中他，电话那边哈哈地笑起来。这是我研修同学中的小老弟，他回国不到半年，便再次以留学生身份回到日本。他说：“回想我们研修的日子，那真是幸福的啊，经常可以去钓鱼，可以翻着花样改善生活。”
    我问他：“现在不也一样好吗。”
    小老弟说：“唉，今不如昔，今不如昔，每天上课倒没有什么，关键要打工、缴房租、缴学费、要糊口啊。”刚和他在电话中聊了几句，他急匆匆地说：“我要打工去了，以后再联系吧。”就挂了电话。
    在我们十七期的十六名同学中，许多人的后面都有一串故事……
    有的回国后就跳槽下海跻身于洋行了，每日出入于中日两种语言之间，为打自己的经济翻身仗而劳碌；一位江苏的同学在日期间便被他所在的企业拉下水，成为该会社驻中国分社的主管。
   在日本学习时，一位经常向我感叹当今社会世风不古的同学，曾调侃地向我说，他从二十多岁就当上了后备干部，十几年过去了，一直在后备队伍里。没想到回国后不久，别人辗转告我，此人已荣升为处座，还动辄就训斥部下：“我们在日本如何……。”
    最令我心中痛楚的是两位青年人了，一男一女，同是来自南方一大城市的优秀青年，竟因身体原因，提前回国了。
    一位是清纯靓丽多才多艺的女孩子，她是我们团里最年轻的，在YKC期间，她那清高孤傲的眼睛，曾令许多人围着她转，但她始终都是孑孓一人，如鹤立鸡群，也许她那孤傲的性格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武器吧。
    五月的日本，黄金周长假，同学们互相邀请到外面游玩。一大清早，我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睡意朦胧中，我以为是闹表在响，回手就把表摁下去了。不一会儿，铃声仍在响，长时间固执的铃声，使我无法安睡，只好不情愿地拿起话筒。
    电话是名古屋的一位同学打来的，他急切地告我：“团长，在学校的那个靓妹出事了。”
    我一个激灵，睡意全消：“什么？出了什么事？”
    电话中说：“据说精神状况不好，行为异常，学校正在商量处理意见。”
    我说：“那不会吧，前不久，她还说要登富士山啊。”
    放下话筒，我起床与刚才的同学又通了电话，又反复向其他同学了解她的表现，最后我给她本人打了电话。
    电话中，她不断向我诉说连日来的奇遇：有人要害她，诬她为神经病，她要提前回国。
    我心里非常难受，一个人远别家乡亲人，飘洋过海地来学习，竟会遭到如此结局。
    我知道，虽有很好的语言能力，但性情使然，使她和那里的同学相处不睦，而她的同学又是个心中阴暗偏狭的人，也没有为她的厄境做正面工作。如此反复使她的精神境况每日愈下。
    对此我深感心灵的阵痛，急忙向日方--日中友爱研修协会拨了电话，谁知日方早已知道了情况，电话那边不紧不慢地告我：“是的，我们也为她的健康深感遗憾，前不久安排她去医院检查过了，情况属实，只好让她提前回国。”
    “不能这样漠视一个正常人的病变过程，应该考虑到是学习环境不好才导致了她的病……”我对这种冰冷的态度无法接受，有些激动地向对方喊着。
    “是的，团长先生，一个精神脆弱的人，如果适应不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有可能出现各种可怕的情况，这样的问题已有过多次了。”电话那端仍是慢悠悠、职业化地回答我。
    “这些混蛋。”我放下电话，忿忿地骂了一句。
    长假很快就结束了，那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女孩子不知是怀着一种什么样心情离开这异国的。见到她亲人们，她又该会是怎样呢？
    我的激忿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又一个坏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曾与那个女同学相从甚密的同学，也因近似的情况提前结束了研修。当初，那位同学是豪情满怀很有一番抱负的，家境优裕的他是为家庭事业发展而来，以图在日研修期间寻找商业伙伴。他不拘小节，在公共场所吸烟、随地吐痰、上课经常迟到，他的许多表现常使我们羞与为伍。一次上课，他问老师：“我生而自由，如果学习期间，生理饥渴怎么办？”
    教师可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学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在大家的各种笑声中，他说：“我要找你们日本女人报仇。”
    可谁也没想到，他也会因健康原因提前毕业了，也许大家对他都是侧目而视的原因吧，对他的走，大家反倒有一种应该早走的感觉。
    唉，就是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物才构成了社会的多样性啊。
    研修真是为了什么，通过一年的孤僧修行般的生活和两位提前“毕业”的同学，我才不断地体味着那句“能吃了精神之苦吗”考试。